代白话中文。

    现代白话中文里有关于近代工业、学术、军事方面的大量词汇，都是从日语里借用，或是由日本人重新定义了汉语原有单词的内涵创造出来的新词汇，亦即日本名词。

    民国初年时曾有学者大言不惭说汉语离开了日本名词，就没办法再作近代化的文章，这是夸大其实，汉语是一种开放的语言系统，古来即有采借外来语的传统，日本对现代白话中文中许多词汇的贡献，也没有达到离开日本名词汉语便不能作文的程度。

    但日本对现代白话中文的影响和贡献确实存在。

    辛亥革命以前，张之洞兼管清廷学部，他对日制词汇极为反感，于是就以职权加以抵制，民初也有有一位留日学生彭文祖写了《盲人瞎马新名词》一书，认为新词入华是“灭国灭族”之事，套用新名词的人是“恬不知耻”，批评“取缔、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权利、义务、卫生”等59个新名词“不伦不类”。

    但在林淮唐看来，彭文祖所批评的“新名词”中，大部分词汇在另一个时空的后世都已经成了标准的中文词汇，彭氏的“灭国灭族”论完全成了杞人忧天的笑话。

    这些守旧人士竭力守护的是传统文化，而事实上，缔造这些传统文化的古人却比他们开明多了。古代汉语外来词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佛经翻译，早在唐代，玄奘就确立了“五不翻”的原则，即在五种情况下，佛经中的外来词作拿来主义，只做音译不做意译，从而造就了大量现在还在使用的词汇，如刹那、须臾、劫数、罗汉、般若等。

    现代白话汉语本身，就是作为汉字文化圈一员的日本与中国相互借助，利用汉字翻译大量欧美词汇，甚至其中不少日制词汇其实还是日本人先借用了中国学者翻译的名词，再由日本出口转内销返回来影响到中国大规模采纳这一翻译，足以证明语言之间的同化和转化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规律。

    没有道理说汉语受到了日语的影响，是客观的自然规律，汉语转过来影响和同化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就是要抹杀多元民族文化的沙文主义暴行。

    林淮唐从没有强制禁止日本人习日语、越南人习越南语，只是在东共联汉语的使用环境确实更为广泛，加之各成员国均有设置必修的中文课程，在东共联极力鼓励全联盟人口自由流动和移民的情况下，汉语的扩张就成为一种确实的自然规律。

    第九十八章 半本林选搞革命

    而且严格来说，汉语在这种扩张过程中，其实也极大受到了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第二语言的影响，最典型就是在东共联的铁路系统里大量采纳了日语中的铁道术语，而在有关于东南亚方面的工作里，汉语的很多词汇也受到了越南语和高棉语的巨大影响。

    如果不是林淮唐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现在的汉语其实都已经可以改名叫做东亚语，或者国语，汉语在同化与扩张的过程里，也在吸收和受到其他第二语言的影响，这个长达二十年的借词过程已经逐渐把汉语改造的面目全非，那么再一个二十年、两个二十年以后，更新的汉语难道还不能算作是东共联的“世界语”吗？

    中国在联盟中占据有绝对优势的主体地位，林淮唐并不打算滥用主体优势，可是他也从不打算有意限制自己将中国的主体优势地位作为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来促进联盟内的一体化进程。

    只是在巴尔干地区，不管是匈牙利人、南斯拉夫人，还是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这种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地位，所以铁托相信，巴尔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现松散的邦联化计划。

    “贝拉同志，你们在匈牙利拥有多少武装？”铁托问道。

    “匈共拥有十万党员，还有最少二十万愿意和我们走的工会会员。”

    “太少了，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政府让步合作的机会，尽快扩大工会武装的规模。”铁托说道，“资产阶级政府现在急于对付奥军进攻，一定很愿意武装工人，他们还乐见左翼分子都上战场去送死呢！”

    铁托经常读林淮唐的文集，说到这里，他就又引用了林淮唐的文章说：“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资产阶级政府都与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暴君一样，他们一遇到国防危机，就急着骗工人去前线打仗。我们看破资产阶级政府的阴谋诡计以后，正可以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使我们严密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获得足够多的武器和训练。”

    林淮唐的革命小册子风行全世界，他作为世界级的革命导师，一言一行都无疑具备非常夸张的影响力。在林淮唐的带动下，自然也开始出现像铁托这样非常熟悉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匈牙利的常备军也不少，资产阶级政府可能还有些期待。”

    奥匈帝国的军队可以分为三支